曾氏在金陵住了二十多天，于七月二十日返棹归皖，二十八日抵安庆城，二十九日即给老九写了这封信。他知道老九还在为封爵一事而郁郁，便开导他，又特别指出自己的侯爵都是他所赠送，并要将此遍告家人宗族，用以宽慰大功告成后却偏多忧愁的老九。

老九的忧郁不仅是封爵一事，还有别的。曾氏当然清楚，只是信里没有讲罢了，让笔者来略叙几桩。

一、放走了幼天王。这是令朝廷最为不满意的事。幼天王虽是十六岁少年，并无实际才干，但他名义上是太平天国的领袖，有很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。有他在，也就意味着太平天国并未灭亡。何况江南江北尚有二十万太平军将士存在，这些人马很有可能在他的旗号下再度聚集，整军复国。另外，令朝廷不快的是，曾氏六月二十三日的奏折中清清楚楚地写明“破城后，伪幼主积薪宫殿举火自焚”，事实并非如此。若上纲上线的话，曾氏兄弟有欺君之罪。

二、擅自杀李秀成。朝廷先后两次严令将李秀成槛送京师，讯明后依法处置。但曾氏兄弟抢在谕旨下达之前，便匆忙将李秀成杀了。这便让朝廷内外许多人产生疑问：是真的捕获了李秀成吗？为什么不押李到北京来？这中间难道有不可告人的目的？朝廷还为此密令江宁将军富明阿暗中调查。

三、财产去向不明。多年来外间纷传金陵城的圣库里金银如海、百货充盈。但曾氏七月七日的奏折中说“逮二十日查询，则并无所谓贼库者”，还说“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，实出微臣意计之外，亦为从来罕闻之事”。这几句话，能让朝廷相信吗？朝廷还指望着这笔财富来办事哩，不料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朝廷怎能不生气？

朝廷的强烈不满很快表现了出来。首先是六月二十六日上谕的严厉斥责：“该逆死党尚有万余，曾国荃于攻克外城时，即应一鼓作气，将伪城尽力攻拔，生擒首逆。乃因大势粗定，遽回老营，恐将士等贪取财物，因而懈弛万一。该逆委弃辎重，饵我军士而潜出别道，乘我不备，冀图一逞，或伺间奔窜，冲出重围，切不可不虑。着曾国藩饬令曾国荃督率将士，迅将伪城克日攻拔，歼擒首逆，以竟一篑之功，同膺懋赏。倘曾国荃骤胜而骄，令垂成之功或有中变，致稽时日，必惟曾国荃是问。”

接下来是七月十一日廷寄的训斥：“曾国藩以儒臣从戎，历年最久，战功最多，自能慎终如始，永保勋名。惟所部诸将，自曾国荃以下，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，勿使骤胜而骄，庶可长存恩眷。”

再往下，便是曾氏一连七次保举都被吏部打了下来。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事。曾氏以往的每次保举，朝廷都照准不误。狡兔刚亡，走狗便不受宠了。

紧接着，便是四面八方都说吉字营将金陵城内的财富打劫一空，为消灭罪证，有意放火烧了天王府和其他王府，并骂曾老九是“老饕”（饕即饕餮，为古代传说中的一种贪食的恶兽，后世以此比喻贪婪凶恶）。

老九虽获伯爵之封，受双眼花翎之赏，处于这种形势下，他的日子的确不好过。

事实上，这些指责都是有道理有根据的。常言道，擒贼先擒王，打下金陵，却让幼天王逃跑了，缺憾不可谓不大。赵烈文说，幸而后来捕捉了李秀成，否则真是不能交卷出场。像李秀成这样的大人物，当然不能擅自处置。是怕李秀成供出金陵城里的金银财宝吗？无论如何，杀他有灭口之嫌。至于吉字营将士把金陵城财货打劫一空，则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

“敲竹杠”有多种说法，其中一说便是针对此事的。说是吉字营将士将金银藏在竹杠里，用船载回湖南。后来被官府知道了，便设卡专门稽查。见有装竹杠的船便拦下，用棍子敲打竹杠。竹杠里若装了金银，响声与空竹杠明显不同，一敲便知道。一旦查出，便作私货没收。由此可见他们打劫银子之多。至今在湖南民间流传着一句话：“打开南京了！”这话的意思是说发大财了。最有说服力的还是赵烈文当时的日记：“所恨中丞厚待各将，而破城之日，全军掠夺，无一人顾全大局，使槛中之兽大股逃脱。”

照理说，事实是这样，曾国荃也没有必要太忧郁，但他有委屈之感。他的委屈是在与别人的比较中产生的。

同治二年，李鸿章在打下苏州后，在奏折中写明李秀成从小路搭桥而去。同治三年春，左宗棠打下杭州后，在奏折中也写明听王陈炳文等十万多人逃走。同是打下名城而让主犯逃逸，李、左都没有遭到指责。至于城破后抢劫，几乎是所有胜利之师的通病，为何独对吉字营要求这样严格？

老九的这些委屈，曾氏是深抱同感的。他知道自己的文字，即便是家信，日后也得公之于众，故不愿在信中挑明，只作如此泛泛劝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