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屈身于贰朝，这是伯夷、叔齐的节操；任何君王都可侍奉，这是伊尹、箕子所行的道义。自春秋时期以来，世家有奔窜流亡的时候，国家有被吞并灭亡的时候，君臣之间也没有什么不会改变的名分了；君子即使绝交也不会口出恶言，然而一旦屈膝侍奉别的君主，又怎能因故主的存亡而改变自己的立场呢？陈琳在袁绍幕下时称曹操为豺狼；在魏国做官时，又在所写的檄文中称袁绍为毒蛇。在当时必须听从君主的命令，自己不能做主，但这也是文人的大祸患，不能不仔细斟酌一番。

或问扬雄曰：“吾子少而好赋？”雄曰：“然。童子雕虫篆刻，壮夫不为也。”余窃非之曰：虞舜歌《南风》之诗，周公作《鸱鸮》之咏，吉甫、史克《雅》、《颂》之美者，未闻皆在幼年累德也。孔子曰：“不学诗，无以言。”“自卫返鲁，乐正，雅、颂各得其所。”大明孝道，引《诗》证之。扬雄安敢忽之也？若论“诗人之赋丽以则，辞人之赋丽以淫”，但知变之而已，又未知雄自为壮夫何如也？著《剧秦美新》，妄投于阁，周章怖慑，不达天命，童子之为耳。桓谭以胜老子，葛洪以方仲尼，使人叹息。此人直以晓算术，解阴阳，故著《太玄经》，数子为所惑耳；其遗言余行，孙卿、屈原之不及，安敢望大圣之清尘？且《太玄》今竟何用乎？不啻覆酱瓿而已。

《剧秦美新》：扬雄所作歌颂王莽的文章。

不啻（chì）：不过。瓿（bù）：小瓮。

有人问扬雄说：“您是不是年轻时就喜欢写赋？”扬雄说：“是的。但是辞赋就如同小孩子练的虫书、刻符，大丈夫是不屑于做的。”我私下里认为他的说法是不对的：虞舜吟诵的《南风》，周公所作的《鸱鸮》，尹吉甫、史克所作的那些收在《雅》、《颂》中的美好文章，倒都没听说他们因为在年轻时写诗而损坏了德行。孔子说：“不学《诗经》，就不知该如何应答。”又说：“我从卫国回到鲁国，对《诗》的乐章进行整理，使得《雅》和《颂》都各得其所。”孔子宣扬孝道，就引用了《诗经》来佐证。扬雄怎么敢忽视诗赋呢？如果就他说的“诗人的赋华丽而合乎法度，辞人的赋华丽得过度”来看，那也只不过是看到了两者之间的区别而已，不知道扬雄自从成年之后又做得怎么样呢？他写了《剧秦美新》，又曾经糊涂地从天禄阁往下跳，处事惊慌失措，不能乐天知命，不过像是小孩子的行为罢了。桓谭认为扬雄胜过老子，葛洪将他和孔子相提并论，实在是让人叹息。扬雄只不过是通晓术数，懂得阴阳之学，所以写了《太玄经》，那些人都被他迷惑了；他的言辞德行连荀子和屈原都比不上，又怎么能和老子、孔子这样的大圣人相提并论呢？况且《太玄经》在今天有什么用途呢，不过是被人拿来盖在酱缸上罢了。

齐世有席毗者，清干之士，官至行台尚书，嗤鄙文学，嘲刘逖云：“君辈辞藻，譬若荣华，须臾之玩，非宏才也；岂比吾徒千丈松树，常有风霜，不可凋悴矣！”刘应之曰：“既有寒木，又发春华，何如也？”席笑曰：“可哉！”

凋悴：枯败凋落。

北齐有个叫席毗的人，为人廉洁干练，官至行台尚书。他鄙视文学，曾经嘲笑刘逖说：“你们这些文人的辞藻文章，就好像是开放的花朵一般，只能供人赏玩片刻，算不得栋梁之才；怎能比得上我们这些军人呢，我们就像千丈高的松树一样，常历风霜，却不会枯败凋落。”刘逖回答说：“若既是耐寒之树，又能在春天开放花朵，这种怎么样呢？”席毗笑着说：“那自然好！”

凡为文章，犹人乘骐骥，虽有逸气，当以衔勒制之，勿使流乱轨躅，放意填坑岸也。

骐骥（jì）：良马。

轨躅（zhuó）：本指车辙，引申为法度规范。

作文章就好比是骑千里马，虽然马很骏逸奔放，也还是得用衔勒来控制它，不要让它乱了奔走的法度，纵意跃进那坑岸之下。

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，气调为筋骨，事义为皮肤，华丽为冠冕。今世相承，趋末弃本，率多浮艳。辞与理竞，辞胜而理伏；事与才争，事繁而才损。放逸者流宕而忘归，穿凿者补缀而不足。时俗如此，安能独违？但务去泰去甚耳。必有盛才重誉，改革体裁者，实吾所希。

流宕（dànɡ）：流浪漂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