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时主持治河的，是 世纪中国最杰出的水力学家靳辅靳辅的治河

当时主持治河的，是17世纪中国最杰出的水力学家靳辅。靳辅的治河理念，延续了明朝人潘季驯的“束水冲沙法”，而他别具突破性的创举在于：他认为应该把黄河当作一个整体去治理，如果仅仅是哪里闹水灾，就去治哪里，那无疑于是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。这种超前眼光的治水理念，也一度引起清王朝的质疑。

靳辅于康熙十七年、康熙二十一年、康熙二十三年、康熙二十五年多次治理黄河。他的压力巨大，因为他眼光超前的治水思路，是要对黄河进行全面的整修，这势必就要耗费巨额的投资。而且，这种治水方式最大的问题，是工期长，见效慢。因此在施工过程中，他至少有五次，因为黄河决口，而遭到同时期一些“专家”们的质疑。但最后的结果证明，靳辅是对的。在这次大规模的整修后，黄河大约半个世纪，没有发生过大型的水患。

康熙不仅在南巡的时候，对治理黄河的工程进行了规划和检查，还利用亲征噶尔丹的机会，在宁夏从横城口乘船顺黄河而下，体验黄河的汹涌激荡。

康熙四十三年，曾派侍卫拉锡等人前往黄河的源头进行考察。《康熙政要》中，记录了康熙皇帝对拉锡等人的指示：“黄河之源，虽名古尔班索罗谟，其实发源之处，从来无人到过。尔等务须直穷其源，明白察视其河流至何处入雪山边内。凡经流等处宜详阅之。”

根据康熙皇帝的指示，这一年的四月初四，拉锡奉谕旨率随员西行，到达青海的时候，是五月十三日。他们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之下，对黄河发源地的星宿海、扎陵湖和鄂陵湖的大小与形成情况，进行了考察，并绘制了黄河从鄂陵湖流出的路线图。在此之后，康熙皇帝在拉锡奏报的基础上，写了一篇短文《星宿海》，记叙了黄河之源的情况。

从此次考察的奏报可以看出，其考察结果，与现代地质学家对黄河河源的地理环境考察基本是一致的。康熙皇帝在300多年前组织的一次黄河河源考察，可以算得上中国地理学史上的壮举。

由此可见，康熙皇帝不仅在安邦治国上，大有作为，还特别提倡自然科学。作为一个封建君主，怎么会对自然科学感兴趣呢？这要从一次历法之争说起。

中国古代的科技水平本来是很高的，可到了明末，由于腐朽没落制度的束缚，科技水平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。明朝的历法，用的是大统历。所谓大统历，就在是元代科学家郭守敬制定的“授时历”，到明朝时改称为大统历。

大统历用了二百多年的时间，到明末已经很不准确，需要修订了。当时，西方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为了赢得中国皇帝的重视，都想方设法传播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精华。

明朝有名的科学家徐光启从传教士利玛窦那里学了很多东西，又把一个叫汤若望的传教士推荐给明朝皇帝。前文提到过，这位叫汤若望的传教士，后来在顺治朝受到重用，官居一品，三代荣受皇封，孝庄皇太后还尊他为义父。

汤若望根据比较先进的仪器和数学知识，推算出来的日食、节令都比大统历准确。明朝决定推行汤若望的新历法，还让汤若望主持在北京修起了一座观象台。然而，新历法还没来得及推行，明朝就灭亡了。观象台也在兵荒马乱之中被毁坏。

清朝入关后，汤若望又写信给顺治皇帝，说用新历法推算，这年八月初一将出现日食，请求派官员测验。到了八月初一，摄政王多尔衮派人一看，果然不错。多尔衮很满意，马上宣布实行新历法，还让汤若望当了负责天文、历算的钦天监监正。

顺治皇帝亲政后，更加信任汤若望，授给他“通玄法师”的称号。而钦天监那些靠推行大统历混饭吃的守旧派官员，都被冷落到一边去了。有一个叫杨光先的官员，认为只要靠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就什么都好，外国传进来的就什么都不好。于是，他上疏说，清朝要子子孙孙传下去，可是汤若望推行的新历法只有二百年，可见他居心不良。

康熙皇帝即位初期，辅政大臣鳌拜等人当权，他们认为，凡事按祖宗的老一套办法做，才稳妥。就下令严惩主张推行新历的一派人。汤若望因为有康熙的祖母，孝庄太后讲情，才被免除了死刑。年老多病的汤若望，不久后就死在了狱中。其余的外国传教士被驱逐出境，负责新历的汉族官员也受牵连被处死。杨光先一跃成为钦天监监正。

康熙皇帝除掉鳌拜后，发现杨光先推算节令常常出错。可是，究竟是旧历好，还是新历好，康熙皇帝一时难以决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