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则在手稿中原居第一〇七则宗旨在结合词之体性说明李煜词何以“
此则在手稿中原居第一〇七则。宗旨在结合词之体性说明李煜词何以“神秀”、何以具备“无我之境”的身世背景原因所在。手稿原是在李煜与温庭筠的对比中评说的，故其结尾原为：“故后主之词，天真之词也；温飞，人工之词也。”手稿又将“温飞”改作“他人”二字，目的是为了在更广阔的背景比较中凸显李煜词的特别之处。但王国维最后将此结尾数语删除，然后在开头补上“词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”一句（按，手稿漏一“心”字）。如此，乃去其比较的意味，而转为就词体及李煜的特殊经历来正面立说。
此则在内容上继续诠释李煜的“神秀”。前两则提出李煜之神秀及其具体表现，这一则追寻其何以神秀的原因。王国维撰述词话，经常以连续数则，从不同方面解说同一话题的内容特色。此相连三则，正可合并而看。王国维提出了词人的本色问题，葆有一颗赤子之心，是李煜大过人处。因为李煜自幼生长于深宫，周围亦以女性为多，深宫的单一和女性的单纯便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李煜的性格和思想。这种单一和单纯使他不能很好地履行国君的职责，以应对纷繁复杂的政治局面，尤其在他统治南唐的时期，所面临的压力堪称巨大，而李煜的进退无据，使南唐在周围诸国渐趋强大之时，而不免呈现出衰落之势，并最终为宋朝所灭。李煜治国之无方，乃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。
但李煜性格中的单一醇厚之质以及对文学艺术的精通，也使他把更多的精力转移到文艺方面，使他的才能在另外一个天地里发挥出来。在词这一文体中，李煜堪称词帝而允无愧色。当一般诗人困于互相关系、彼此限制的“自然之物”，而无法将这种关系、限制予以清除之时，李煜只需秉持澄澈之心灵，随意择取，已是直抵物性的本质层面。故其观物也真，思虑也纯，再辅以其天纵之才能，自然能成就一番文学上之伟业。
“赤子之心”其实是中西哲学、文论共同关注的话题。如叔本华便将赤子之心视为天才的基本特征，而孟子所谓的“大人”，袁枚心目中的“诗人”也都是以“赤子之心”为主要内涵的。因为心思没有被种种社会关系、限制所污染，故能呈天真烂漫之状。王国维提出境界而讲究“真感情”，像李煜这类葆有赤子之心的词人，自然是最契合这一标准的。
一七
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。阅世愈深，则材料愈丰富，愈变化，《水浒传》]、《红楼梦》之作者是也]。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。阅世愈浅，则性情愈真，李后主是也。
] 《水浒传》：明代章回体长篇小说，一般认为其作者是施耐庵。
] 《红楼梦》：清代章回体长篇小说，一般认为其作者是曹雪芹、高鹗。
凡是被称为客观之诗人的人，都必须多多地经历、了解、反思所处的时代和世事。对时世掌握、洞察得越全面深刻，那么可供他使用的创作素材也就越丰富，越富于变化。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的作者就属于这一类人。而被称为主观之诗人的人，就不必过多地参与、体会复杂多变的时世。对时世涉猎、体验得越少越浅，则诗人感情的真纯也就保留得越多，像李煜就属于这一类人。
【评析】
此则在手稿中原居第一〇八则，继续从阅世与性情的关系来论说李煜词清通神秀的原因所在。从手稿的修改情况来看，王国维是不断加强着主观诗人与客观诗人的差异的。手稿原稿说客观之诗人“不可不知世事”，后将“不知”改为“不阅”，将“事”字删去，而在正式发表时则在“阅世”前加一“多”字，可见其对客观诗人阅世的程度是不断强调的。
在连续三则以李煜为主体的词话之后，将李煜与其他文人的区别上升为主观之诗人与客观之诗人两大类型，而其立论重点仍在为李煜张目上。主观之诗人与客观之诗人的分类源自西方哲学家如叔本华等，主要依据抒情诗与叙事诗的文体类型而分。中国明清时期产生的两部长篇小说《水浒传》和《红楼梦》，在西方的文体语境中，可以归入叙事文学一类，而传统诗词则归入抒情文学之类。叙事文学讲究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广世界，追求题材和内容的丰富和复杂性，所以其作者需要有丰厚的阅世经历和大量的创作素材，而且这些经历和素材愈纷繁变化，便愈能为真实、全面、深刻地反映世界和人生提供充分的基础。《水浒传》和《红楼梦》虽分别以梁山英雄和四大家族为重点描写对象，但从中反映折射出的正是其所处时代的一个缩影，如果作者见闻不广，思虑不深，判断不明，要深度驾驭这样的题材显然是不可能的。
所谓主观之诗人，即是以抒情为基本手段的诗人。情感的丰富虽然也与阅世有一定的关系，但阅世浅的诗人才有可能将最原始、最单纯也同时是最本质的感情表现出来。这样一种“真”性情，如果将其置于丰富的阅世经验的基础之上，则诗人在表现这种感情时，会以所谓阅世的经验来改变甚至扭曲性情，以适应世俗习惯、规则的要求。如此，欲以诗歌去震撼人心，去直达读者的心底，就勉为其难了。所以主观之诗人与客观之诗人的区分确实包含着一定的合理性。但截然划为两途，也必然存在着绝对化的问题，因为如何在阅世的基础上葆有真性情，也是一个可供探讨的问题。王国维援引这一分类，其要旨不过在为推崇李煜而提供一种理论背景而已。
在1906年发表的《文学小言》中，王国维已经在第十四、十五两则讨论过抒情文学与叙事文学的差别问题，并说明所谓抒情的文学乃是指《离骚》、诗、词等文体，而叙事的文学乃是指叙事传、史诗、戏曲等文体，又特别说明叙事文学不包括散文在内。词话没有从文体的角度来解说抒情与叙事之别，而是从作者的角度来说明两者的差异，并大体根据抒情与叙事的不同而分“客观之诗人”与“主观之诗人”，解说角度虽有不同，但其实是彼此联系的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王国维在《文学小言》第十五则其实已经在强调“叙事文学家”与“抒情文学家”的区别正在于：叙事文学家“则其所需之时日长，而其所取之材料富，非天才而又有暇日者不能”。王国维原话是意在说明何以诗家众多，而叙事文学家不及其百分之一的原因所在。显然，《文学小言》的相关论述尚较为单薄，而词话中的论述更具体系和深度了。词话特别提到的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二书，应该在文体上属于《文学小言》所说之“叙事传”了。
